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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拼音]：Yingguo gudian zhengzhi jingjixue

[外文]：classical political economy in England

(资料图片仅供参考)

17世纪中叶至19世纪30年代初，反映英国资产阶级利益和要求的经济思想。

K.马克思首创古典政治经济学概念，并对它作出了明确的规定。在《哲学的贫困》（1847）中，他第一次提出了“古典派”一词。在《政治经济学批判》（1859）中，他明确地指出:“古典政治经济学在英国从威廉·配第开始，到李嘉图结束，在法国从布阿吉尔贝尔开始，到西斯蒙第结束”（《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41页）。在《资本论》第一卷（1867）和其第二版跋，及《反杜林论》（1877～1878）“批判史”章中，他又对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产生过程，其存在的特殊时代条件，和其区别于继起的庸俗政治经济学的本质作了重要论述。

19世纪后期起，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承袭了马克思提出的这一名词，沿用至今，然而他们却变更了它的内容。一般地说，他们都认为A.斯密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1776）的出版标志着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开始；斯密和D.李嘉图的经济学说构成了古典经济学的典型体系。但他们否认英国资产阶级经济学经历了古典和庸俗两个阶段。他们把从18世纪末起即开始从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中分离出来，并在19世纪后期前继续发展的庸俗经济学，作为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发展。因此，从斯密、李嘉图以后，T.R.马尔萨斯、J.密尔、J.R.麦克库洛赫、N.W.西尼尔（1790～1864）、J.S.密尔、J.E.凯尔恩斯（1823～1875）都被称为英国古典经济学者了。不过，在19世纪后期一些自命为传统经济学反对者的笔下，“古典政治经济学”不一定是一个赞词。例如，德国新历史学派的L.布伦塔诺（1844～1931）在他的《古典国民经济学》（1888）中，就曾批评古典经济学者们忽略了人的特殊性而只论述人的一般性，即抽象的人。

J.M.凯恩斯对古典政治经济学提出了完全不同于他前辈的最广泛含义的规定。凯恩斯在他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第一章中说，马克思发明了“古典经济学家”一词，用以包括李嘉图和J.密尔，以及他们的前辈。而他自己却习惯于把李嘉图的追随者，即接受和完善李嘉图经济学理论的人，例如J.S.密尔、A.马歇尔、F.Y.埃奇沃思（1845～1926）和A.C.庇古，都包括在古典学派之内。虽然今天有些凯恩斯主义者遵循凯恩斯的这一规定，但大多数的西方经济学家仍然采取凯恩斯以前的习惯含义。

无论是凯恩斯以前的习惯含义或者凯恩斯的新规定，它们的共同点是把古典政治经济学和庸俗经济学合二为一，否定古典经济学在其发展过程中会蜕变为庸俗经济学。而这恰是马克思在创立古典政治经济学概念时，所要明确揭示的。

英国政治经济学开始于17世纪中叶，W.配第为其创始人。配第的经济著作包括《赋税论》（1662）、《献给英明人士》（1691）、《爱尔兰政治剖视》（1691）、《政治算术》（1690）、《货币略论》（1695）。配第没有一套完整的经济理论体系，他对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建立所作的主要贡献，在于他最先提出了粗糙的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论。正是在这两个问题上，他把经济的研究从流通领域转向生产领域。

从配第到18世纪中叶，在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产生过程中，出现了若干占有一定地位的经济学家。虽然他们都只是次要的作家，但在某些经济问题上，他们各有一些值得一提的见解。

配第的直接后继者。他的主要经济著作有《政府论》上下篇（1680～1690）和《论降低利息和提高货币价值的后果》（1691）。洛克的享乐主义哲学为斯密的人性论提供了心理基础。洛克认为，劳动几乎提供一切东西的全部价值。他又以“自然法”来论证所有权的界限，认为由于土地和货币的分配不均所产生的地租和利息都导致了对“自然法”的破坏。这实际上就是把二者都归结为对劳动的剥削。

另一个配第的直接后继者。他的主要经济著作为《贸易论：主要是关于利息、硬币的铸造和损坏、货币量的扩大问题》（1691）。诺思第一次提出关于资本的明确概念，而且把对利息的肯定，作为资本起来反抗土地所有权的最初形式。诺思关于自由贸易的学说也是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在这方面的先驱者。

在他的匿名著作《对货币利息，特别是公债利息的一些看法》（大约出版于1739或1740）中指出：“当它们（生活必需品）互相交换的时候，它们的价值取决于生产它们所必须的和通常所用掉的劳动量”。显然，这位作者已经有了社会必要劳动的原始思想。

虽然保留着若干重商主义的思想，而仍然值得一提的是他的利息论的进步性。在他的《论决定自然利息率的原因；对威廉·配第爵士和洛克先生关于这个问题的见解的考察》（1750年匿名发表）中，他坚决反对配第和洛克所认为利息率高低取决于货币量的观点，而宣称利息只不过是利润的一部分，利息的高低总是由一般利润率来决定，利润本身成为利息的最高界限。这就矫正了配第和洛克认为被贷放的实际是货币而不是资本的错误，提高了对资本的认识。马西这一理论对于他同时代的D.休谟（1711～1776）和后来的斯密都有深刻的影响。但马西和休谟两人都没有涉及利润本身的源泉问题。

对斯密有影响的经济学家。他的主要经济论著《论商业》、《论货币》、《论利息》、《论贸易平衡》、《论赋税》，收集在《政治论丛》（1752）论文集中。他提出了贸易差额平衡的学说，认为这种平衡是按着各国不同的经济情况而自然决定的，从而贸易不能始终有损或有利于某一国，为自由贸易论反驳重商主义的贸易控制论提供了理论依据。休谟是货币数量论者，他认为商品价格的腾贵是金银增加的必然结果，但价格变动并不紧随着金银的增加而是需要一些时间，这是所谓价格滞后现象，而这种货币贬值只在最后才提高劳动价格即提高工资，这是所谓工资滞后。正是在这滞后时期，货币贬值对于工商业起了鼓舞作用。

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派最杰出的代表，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建立者。他第一次把以前的经济知识归结为一个统一和完整的体系并加以丰富和发展。斯密最主要的经济学代表作《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是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划时代巨著。他强调劳动是国民财富的源泉，并认为增加国民财富靠两种方法：第一是提高工人的劳动生产力，第二是增加生产工人的人数。前者靠加强劳动分工；后者靠增加资本。斯密全部的经济理论几乎都是在探讨这两个命题的过程中提出来的。斯密是英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公认的宗师。而《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在后来相当长的时间内，既是古典派的又是庸俗派的各学说的启发点。

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派的另一个最杰出的代表，是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完成者。他的代表作是《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1817）。在此书中，他建立了以价值论为基础、分配论为中心的经济理论体系。和斯密一样，他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相应的交换形式的规律从正面即从促进一般的社会目的的方面来加以阐述，企图论证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最有利于生产，最有利于财富的创造。他考察了当时英国社会的地主、资本家和工人三个主要阶级的关系和与之相应的社会三种收入相互消长的关系，不隐讳地把阶级利益的对立、工资和利润的对立、利润和地租的对立作为他的研究的出发点。李嘉图站在资本家方面的立场是鲜明的。所以，有人认为李嘉图是党派经济学家，而其学说则成为党派斗争的旗帜。也因为这样，英国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就达到了它不可逾越的界限。但是在李嘉图同时代或稍晚一点的英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中还有几个值得提出的对于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完成作了补充的人物。

李嘉图的同代人。他在《论资本用于土地，对谷物进口严加限制的失策》（1815年匿名出版）中，阐述了土地的收益不会同使用在土地上的劳动成比例地增加，而是以小得多的比例增加的地租论。

在《论影响社会上劳动阶级状况的环境》（1817）中，考察了在资本积累过程中劳动需求相对减少的问题。他第一次指出，随着资本积累的增加，转化为工资的那部分资本（他称之为流动资本）同转化为机器的那一部分资本（他称之为固定资本）相比会相对减少。由于劳动的需求的增加取决于流动资本的增加，而不取决于固定资本的增加，就业工人的人数不同国家资本的增长成比例，工业不发达国家的就业人数会比工业发达国家的就业人数相对地要多。李嘉图在《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第三版中，加上了“论机器”的第31章，接受了巴顿对机器的看法，承认他自己原来看法的错误。

其时代稍晚于李嘉图。在《论财富的分配》（1836）中，把流通过程得出的、作为唯一区别的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在名称上保留下来，但对于二者的构成却从生产过程作了说明。从而，事实上把固定资本归结为不变资本，把流动资本归结为可变资本。在这个基础上分析分配，他得出了工资等于流动资本（实为可变资本），“总利润”等于商品总价值减去工资和固定资本（实为不变资本）的补偿后的全部剩余的结论。拉姆赛接近于正确地理解剩余价值的来源。

和拉姆赛同时代。他的经济著作有《论财富的分配和税收的源泉》（1831）、《政治经济学绪论》（1833）和《国民政治经济学教程》（1852）。在地租起源的见解上，琼斯胜于李嘉图。他反驳了后者的土地收益递减的论断。他认为地租的产生与土地肥沃程度无关，而起源于土地的占有。琼斯已经意识到，在资本主义社会，地租由超额利润构成。在历史地解释经济方面，琼斯也比李嘉图多迈出了重要的一步。他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只看作社会生产发展中的一个过渡阶段；随着物质生产力的变化，经济关系以及与此相连的国民的社会状况、道德状况和政治状况，也都在发生变化。马克思指出，在琼斯这里，“我们看到，政治经济学这门实际科学是怎样结束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Ⅲ，第472页）。

自然规律是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哲学基础。英国古典经济学杰出的代表斯密和李嘉图，都认为新的科学不是他们那个时代的关系和需要的表现，而是永恒的理性的表现，新的科学所发现的生产和交换的规律，不是历史地规定的经济活动的形式的规律，而是永恒的自然规律，而这些自然规律是从人的本性中引伸出来的。斯密和李嘉图都把自然规律归结为作为人类社会基础的个人人性的表达。他们所谓的个人是当时正在向资产者转变的一般市民，而他们的人性就是利己主义。

利己主义的人性观，为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个人主义思想提供了基础。诺思也许是最早的个人主义伦理的公开发言人。斯密在《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中，对这个问题作了详尽阐述，而李嘉图在《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中，又把这一思想和J.边沁的功利主义结合起来。从此，作为个人主义象征的所谓“经济人”就成为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中无所不在的幽灵。

个人主义又为经济自由主义提供了理论基础。既然个人是他本人利益最好的判断者，那么最明智的做法当然就是让每一个人在经济活动上抉择自己的道路。斯密所宣扬的“一只看不见的手”是一切都听其自由的社会的指导力量。而这一指导力量所借以发挥作用的机制就是完全竞争。恩格斯说过“竞争的对面就是垄断。垄断是重商主义者战斗时的呐喊，竞争是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厮杀时的吼叫”（同前，第1卷，第612页）。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经济自由主义主张在开始时就是以反重商主义者经济干预主义的姿态出现的。

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另一特征是，透过表面联系，研究了资产阶级生产关系的内部联系。利用这一分析方法，它创立了关于资本主义社会的若干重要的理论。

它是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重大理论贡献（见劳动价值论）。商品价值决定于劳动的思想不始自英国古典学派。在商品发展的初期，对于早期共同体间和嗣后发展的共同体内部的交换，劳动成为交换价值的标准是最初的常识。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功绩在于，在这种认识经层层掩蔽因素湮没之后，重新予以发现和发展，从而奠定了近代劳动价值论的基础。在斯密以前，早期的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劳动价值论是粗糙的。配第不但不能从交换价值中抽象出价值来，还不能从价格中抽象出交换价值来。到了英国古典经济学臻于成熟的时期，斯密系统地论述了劳动价值论，而李嘉图更坚决和一致地贯彻商品价值决定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思想。但就是斯密和李嘉图也未能从交换价值中抽象出价值来。而更大的问题是，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对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价值的转变形态的解释上的无能为力。斯密对历史比较敏感，他觉察到了从前资本主义社会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商品价值发生了变化，但他没认识到，生产价格只是价值的新的表现形式。斯密误认为这时的价值不再由劳动决定而由三种收入（工资、利润、地租）决定。李嘉图也看到了价值和生产价格的差别，但为了坚持他的劳动价值论，他却抹煞生产价格这一价值新形式，而把这种转形现象说成为价值规律的例外。

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另一个重要理论贡献是对剩余价值的各种具体形式作了研究。古典经济学者们把整个生产过程说成为物化劳动和劳动之间的交换过程，从而把和活劳动相对立的资本说成为借助于活劳动来进行自我增殖的价值。配第从他的劳动价值论和维持工人必要生活资料的工资论出发，把地租作为全部剩余价值的一般形式，再把利息作为剩余价值的派生形式，从地租引伸出来。洛克和配第一样把利息和地租并列。诺思更进一步认为利息为一种资本的租金，不但用它和地租一起表现为剩余价值的原始形式，并且使它和地租相对立。马西宣称利息只不过是利润的一部分，为确定利润是占有剩余劳动形式提供了前提。斯密的功绩在于他第一次肯定资本家为社会的一个基本阶级，利润为社会的一个基本收入，从而能够开始把产业利润看作为资本占有的剩余价值的最初形式，并为剩余价值的一般形式，而把利息和地租解释为由产业资本家分配给剩余价值共同占有者各阶级的产业利润的分枝。和斯密一样，李嘉图也没有离开剩余价值的特殊形式──利润（利息）和地租──来单独考察剩余价值，但比斯密更明确地把产业利润看为剩余价值的最初的一般形式。在利息问题上，他接受马西和斯密等人的意见，认为利息应归结为利润的一部分。他明晰地指出地租是地主从剩余价值中分得的份额，但不是利润的一部分，而是超额利润。

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学说含有不少科学成分，成为马克思主义来源之一。但庸俗的因素却从一开始就孕育在它的体系里边，在斯密之后，那些庸俗因素就开始分离出来，成为庸俗经济学。而到了英国资产阶级完全夺得了政权之后，庸俗经济学就完全代替了古典经济学成为英国经济学的统治思想。